“五条人”其实只有“两条”，《南都娱乐周刊》里的一篇“五人”简介错到十万八千里去啦。海丰，广东汕尾的一个小县。这支海丰双人民谣组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有兴趣的读者请自行股沟百度之。
  仁科租住在小洲村，刚搬过去的。小洲迷宫般的小路着实让我们头疼不少，在瀛洲生态公园外打车绕了一大圈，最后的目的地竟就在我们开始迷路之地的附近，阿茂穿着短裤拖鞋站在村口公厕前等了我们半小时。期间，另一个住小洲的朋友出门没零钱，秉承着“一定能在走到车站前碰到熟人”的理念，搜刮走了阿茂两块钱。
  “冤啊，平时我都不怎么出门。”阿茂操着一口“咸水普通”，把我们领上了仁科的新家屋顶。水泥地，宜家塑料椅，中间一只不稳的木板凳做茶几，对面的两人将一条腿横放在另一条腿上，楼道里偶尔有两只结实机灵的兔子蹦上来，一灰一白。
  坐在屋顶，目之所及，小洲已经快让人嗅不出“水乡味儿”来了。五条人的一首歌，形容海丰老家的母亲河“龙津溪”已经“乌暗晕”；而两三年前初到小洲的阿茂，还说这里的水清得见底。真不像！我们在雨后走进小洲，见到的只有快要干涸见底的小小河道，还有仅存其中的一点发臭沟水。小河里还残存着许多小舟，有的已经灌进了水，有的已经沉没了。别说两、三年前阿茂的回忆，光是去年夏天，人们还能看见村妇们结伴在河边洗衣服，孩子们个个都是水娃娃。
  手里提着一桶河蟹在缓步回家的老人；门旁贴着“拆舍大吉”红纸的古屋；倾倒进河渠中的建筑泥灰；扒着蚝壳墙、对着摄影大叔的炮筒摆sexy poses的女孩……“全球化”下的古村落，给我们准备要与五条人漫聊的方言文化主题混入了些许夸张的悲壮背景。
  曾有一次岭南旅游文化节，竟是京剧在台上演唱而没有粤剧；陈家祠陈列的一幅粤绣绣品，竟是让苏绣娘来修复的；而广州亚运的所谓文化内涵，更是被敷衍地概括为“食在广州，欢乐年年”……因此，推广普通话而让许多方言艺术式微，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人们的娱乐方式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文化是多元个性了，还是单调统一了？
  商业音乐是普通话（国语）一统天下，就像是提起中国古典戏剧就只有京剧（现在还多了个昆曲）；提起春节就只有CCTV执拗地坚持着“春晚”全国收视第一。于是，英文不好，普通话别扭的五条人那唱着海丰方言的突然出现，是那么令人愕然；他们没有左小祖咒的尖锐，却也在轻轻地告诉大家，泥沙俱下的“全球化”给海丰的小人物带来了什么。哦对了，他们这似乎不叫商业音乐，而是“独立音乐”，所以他们还是穷光蛋。
  我们面前的这两人，刚刚凭借着一张走出了海丰便无人能听懂的方言民谣专辑《县城记》，获得了2009年度《南方周末》年度致敬音乐奖，接下来还有“华语传媒音乐大奖”；而在2005年以前，他们还“同流合屋”在石牌的小房子里瞎玩，在天桥上卖打口碟，偶尔睡桥底，做着被城管追赶的噩梦。
  玩音乐是“自然而然”——而如果不“发现”自己的“存在”，他们理应“自然而然”地成为另一种人：房奴、民工，或其他。当然他们依然一贫如洗，但当阿茂拿着电钻、仁科托着宜家的便宜木板，两人一起装修着租来的小房间时，总是令人快乐的。想起另一位独立音乐人，《幸福大街》的主唱吴虹飞——却同时还是清华的本科双学位、硕士，《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身份”只是外人对他们的期盼与要求，而不是他们本身。
  他们都是看着《音乐天堂》长大的一代——里头有世界各地最值得致敬的、挣扎着的音乐人（有趣的是，《音乐天堂》现任主编称五条人是五月天的大爷）；他们都为音乐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而感到唏嘘——所以在自己的音乐里讲现实的故事；而同时，他们也都是周杰伦的同龄人。
  真不巧，忘记问他们懂不懂海丰的其他方言艺术了，比如“白字”、“正字”和“西秦”这三种稀有的戏。“五条人”也在家乡开过演唱会，来的都是年轻人，而仁科却被父亲“指着骂爹骂娘”，老人家无法接受。海丰方言音乐有了“流行民谣”这种新形式，“五条人”拉着风琴弹着吉他，偶尔还带上架子鼓、小提琴；如同乐器的变化，乐队的受众便也跟着换了一批人。我们的国家，在半个世纪之后，也会换了另一批人，不知“白字”、“正字”和“西秦”赶得上不？
  不过，什么方言文化什么文化传承……这些海丰小伙子都默契地免谈这种宏大主题，他们不是教授不是学者不是轻车熟驾的新闻发言人，他们只会告诉我们身边某亲戚的小故事，于是由我们去自行联想着与主题的关系；再要说下去，也不过是音乐获奖之后对着媒体说的“感谢全世界人民”。对于他们而言，方言文化的魅力在于“咸湿”这个词要是被翻译成了普通话，便没有意义了。当务之急，是“旧年的番薯不比今年芋头呀”，他们正忙着把“经济全球化”用海丰话唱进《十年流水东，十年流水西》，那是他们自家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