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附中办事，顺便逛学而优总店。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所以学而优在搞全场85折优惠，一直到5月3日为止。书店会员还有折上折，所以今天以75折买了不少书，手都快提断了……
顺便记录一个囧事。今天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一切正常，直到买完一堆书进到地铁候车时，才突然发现要开发票，于是回头办理。再次走出学而优没两步，突然想把阿蹄叫出来吃寿司，在等阿蹄过来的这段时间，我就重新回到书店去看书。总店有两个入口，我故意从后门进去，不料又遇上第一次帮我存包的那个店员，她盯着我重得要死的包包一脸狐疑……好吧，原来店员还会换点的。吃完寿司，阿蹄突然说想回书店去逛，好吧，要是这样都还再遇到那同一个店员我就RP有问题了。这次我们从正门进去，结果我还是再次遇到了那个店员……我想她差点怀疑我是偷书或什么的了吧……
回归正题。今天本想找些和潮汕木雕有关的书，无奈找不到，遂直奔人类学书架。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随便翻，竟停不下来，一口气看了很多很多……我从前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啦！还学人写什么文化遗产呢？于是我将这本书丢进购物单。
论集第一篇是中央美院文化遗产学系教授李军写的，看完颇有感触，遂摘录部分段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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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随着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会在苏州的召开，一场“遗产”热突然席卷了华夏大地。“文化遗产”及其相关概念，如“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世界遗产”，这些难免拗口的词语，带着神圣翻译体的灼热高温从天而降，闯入老百姓的生活中，成为最新的崇拜偶像。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不屑一顾的土特产，只要打上一个“XX遗产”的标签，就能够身价百倍，到国际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中国的“遗产”热被来自国外的火种明火执仗地点着；中国人以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手里拿着的尺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是一个“自明”的真理，却看不见这个“真理”自身却隐藏在黑暗之中，是一个需要探究的对象。
……
这里，我们清晰地辨认出了“文化遗产”具有的两个方面：它的特殊的普遍的维度。也就是说，它在小共同体（“家庭”）和在大共同体（首先是“国家”然后是“世界”）中分别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向彼依次扩展的痕迹。
在这个扩展的过程中，从正的方面可以说，“文化遗产”的普遍性和公共性在增加；从负的方面也可以说，它的特殊性和私人性在减少。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其实每一个小共同体，当它相对于大共同体而言是特殊性；相对于它其中的每一个成员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普遍性。
不仅如此，每一个小共同体当它是普遍性而言，它必然会同时要求伸张其普遍性，即扩展为更大的共同体。
因此，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没有丝毫矛盾，那就是当小共同体拓展为大共同体时——此时，它的特殊性同时被扩展为普遍性。
而被大共同体归并的小共同体，则同时既失去了它的普遍性，也失去了它的特殊性。
还有一种情况，当某个共同体放弃自己的普遍性诉求并认可另一个共同体的普遍性，同时尚保留着自己的特殊性时，它便使自己的特殊性变成了另一个共同体的特殊性。
在以上的逻辑推演中，我们只需要用“世界”和“民族”的范畴来置换“普遍”和“特殊”的范畴，即可发现现实惊人的运作。
（例如，法国和欧洲的情况相当于“小共同体扩展为大共同体时——此时，它的特殊性同时被扩展为普遍性”，换言之，其民族的规范变成了世界的标准。而这就是她在文化遗产上持法国或欧洲优先论的原因。中国的情况则相当于“某个共同体放弃自己的普遍性诉求认可另一个共同体的普遍性，同时尚保留着自己的特殊性时，它便使自己的特殊性变成了另一个共同体的特殊性”，乐意以自己的“民族性”为所谓的“世界性”标准添光加彩。）
……
根据André Desvallées的细心考证，现代意义上的“遗产”（patrimoine）的用法是从国际文化组织中产生的，经Unesco和Icom（国际博物馆协会），可以上溯到更早的30年代的Cici（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和Oim（国际博物馆办事处），这些机构的总部大都设在巴黎，其成员都深受法兰西文化之熏染，而它们所在的时代则被笼罩在两次大战的巨大阴影之下；这些背景决定了他们工作的性质和一个新观念的诞生：通过国际合作来保护和拯救“人类的共同遗产”。从这个观念（而不是名称）的诞生来看，它一开始就是“普遍主义”的，具有“世界遗产”的性质。今天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包括它所颁布的两个公约，它对于“世界遗产”概念的确定、补充和完善，显然都是这些国际组织的前期工作的逻辑延伸而已。但它并不是这个概念的真正起源。
那么，从30年代再往前追溯呢？
历史学家Dominique Poulot认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文化遗产的理念有三个主要的特征：
“欧洲文明（而法兰西又首当其冲）优越于世界其他文明，她要赋予人类以自由；
“这种优越感又具现在作为社会和共同体之理想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中；
“必须在现代性的框架内，为了将来而管理时间，尤其是过去的遗产。”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很容易嗅出其中狂热的法兰西或欧洲民族主义的味道。“普遍主义”的“世界遗产”观念，却有一个特殊的民族\国家主义的前身，不禁令我们大跌眼镜。
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这种民族\国家主义同时也是普世主义的。因为它承诺要给世界带来自由。换句话说，法兰西或欧洲的民族主义就是自由的普世主义，就是要使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得到自由！这里，“自由”（Liberté）一词的含义应该从它的动词原形（libérer）即“解放”的意义上来理解。同样，过去时代的伟大艺术品，也应该从私人的领域和具体的空间——从受奴役的状态——中被“解救”出来，使它成为“民族”——国家的，因而也成为所有公民的财富。这样，以上三个特征可以被分别概括为民族\国家、普世主义和国家遗产的观念。它们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一个相对更早的年代：法国大革命。
现代学者的大量的研究和著述证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遗产”的观念，是与一种狂热破坏文物的所谓“汪达尔主义”现象相伴随，在法国大革命最初的血与火中诞生的。最早的行政当局的政策也在破坏与保护文物之间左右摇摆。我们从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11月2日颁布的法令，宣布没收教会和逃亡者的财产；从1792年8月14日投票通过法律，准许破坏旧制度的象征；从1793年8月10日下令摧毁圣德尼修道院中的王家陵墓的行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汪达尔主义”不能被简单地归罪于民众狂热，而是如何在行政当局的政策导向下推波助澜、蔚为大观的。与此同时，同一个行政当局于1790年10月13日宣布成立一个“文物古迹委员会”，以管理被没收的教会和逃亡者的财产，产生了根据新划分的83个省而平均分配文物，在各地成立地方博物馆的想法；于1793年8月10日摧毁圣德尼修道院中的王家陵墓的同日，宣布开放卢浮宫博物馆；于同年责令地方行政当局进行文物的清点登记和保护，因为从此以后，“公民成为了这宗财富的保管人”。
这些看上去极为错乱矛盾的行径中，其实蕴涵着相当清晰的逻辑脉络：为了使艺术品从贵族、国王和教会的所有变成国家的所有，为了使私人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必须经历一个“破坏”的过程。历史证明了一个刁诡 [此处疑为“吊诡”之误] 的事实：公共收藏、公共博物馆（国家遗产）的诞生，正是“汪达尔主义”的逻辑后果。
如果我们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破坏”的含义，那么，“汪达尔主义”其实还可以包括另外一种行径：把艺术作品从它原有的功能“语境”中剥离出来，转换到一个新的“语境”中去。例如，把一件宗教艺术作品从教堂中搬出来，放在博物馆里。因为这种做法使这件宗教艺术品失去了它受人崇拜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不仅仅只有用暴力手段破坏艺术品的行径才是“汪达尔主义”，凡是致力于使艺术品和文物失去其原有的环境和原有的功能为代价，让它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产生出新的功能和意义的行径，都是某种形式的“汪达尔主义”。
于是，在大革命时期，在公共收藏和公共博物馆狂飙突进、高唱凯歌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主义不仅在战场、而且在思想的领域捷报频传之际，我们猝然与一个另类的人和一种另类的思想不期而遇。
Quatremère de Quincy（1755~1849）在历史上的意义在于，他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新诞生的公共博物馆的第一个批评者，而且是一种方兴未艾的重要思潮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当拿破仑的军队根据大革命的理想和当时的督政府的要求，认为欧洲所有的艺术杰作都应该归于法兰西（因为她已是“自由的国度”），从得胜了的欧洲战场（尤其是意大利）源源不断搬回伟大的艺术品，从而使卢浮宫的收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时，这一行径遭到了Quatremère de Quincy的强烈反对。对他来说，艺术品和文物不能脱离环绕着它的地理的、历史的、审美的和社会的环境，“分离就是破坏”。罗马是“一本大书”，其中的每一页都是不可或缺的。“整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博物馆。”
……
换句话说，在普遍主义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特殊主义则尸横遍野。而普遍主义所“收藏”的，仅仅是特殊主义的“遗体”。
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黄金时代的“收藏时代”。因为，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变成过去、在变得无用，因而值得收藏。
因此，在这个一切都变成“文化遗产”的时代，似乎是到了提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
因为收藏，我们究竟是变得更文明了，还是更野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