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儿。

撰文/王铭铭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是我最景仰的人类学家（此处无需“之一”二字），他生于1908年11月，比我称之为“爷爷辈”的费孝通还大两岁。在费老的最后十年里，我有幸聆听他的教导，而只是在造访巴黎时与列老的身影擦肩而过。列老10月30日逝世，这不能说太出人意料（他毕竟已101岁了），可还是足以让人若有所失。思想界失去了一位博学而深刻的智者。
   我总将列老与费老之间作不妥的联想。费老与列老一东一西，在欧亚大陆的两个端点创造着风范不同的人类学。费老小列老两岁，但在二战结束之前，早已成名。而列老则大器晚成，直到费老的名著《乡土中国》得到广为传播之后，还在书写他的博士论文。两位前辈有不同的学术经验与心态，费老的社会科学修养来自英伦，而英伦的功能主义，则为列老所不屑。两位大师也有共通点，列老与费老，一个选择用法文书写，一个选择用中文书写，但其应对的学术语言情景，都是英文，也都给我们留下深刻教诲。
   在其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中，列老给世界留下了大量遗产，他的许多著述已有了中文版，中国出版列老文集，与费老十六卷同样厚重。但相比于本土的费老，列老给国人留下的印象是神秘的。我们不缺景仰他的学者，也不缺对于他的著述的翻译、解释和运用，但却缺一个清晰的列老形象。
   法兰西是个遥远的国度，但遥远却解释不了列老思想在“远东”的遭际。对于他的论敌萨特等人，国人唱过的颂歌之多，怕是足以使熟悉萨特的老外们感到惊讶了。我常猜测，往往是那些“自由自在论”（如个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更易于引起热望现代性的国人的兴趣；列老的那种古老亲属制度与神话学“结构”遭误解与冷落，实非偶然。
   费老思想中，开发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得到“矛盾统一”。而列老则全然不愿在二者之间寻找“合一”，他对于开发主义及其历史根源，除了有忧郁的反思之外，没有别的可说。
   在我看来，对于一个热望现代性的中国而言，列老的教诲极端重要。我在北大讲了十五年的人类学课，习惯上，我总刻意让不同年级的学生读不同的书，但列老的一本书，却总是例外。他那本堪称文学巨著的人类学经典《忧郁的热带》，是我年复一年使用的教材。这书让人看到、想到很多，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总是忧郁的列老。书中，列老叙述了自己的行走，由此也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一位二战以前在巴西生活多年的犹太人，在回到故乡之后不久便不得已再度漂泊他乡，而好像又是命中注定，生活在纽约的美国人类学奠基人波亚士居然死在他的怀抱中！带着这样的“阴影”，列老于1940年代后期重归欧洲。对于那个前辈的回想，难以直接催生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但那生死别离的瞬间，却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某种结局：“忧郁的热带”。热带的“原始丰裕社会”让列老从一个反面，窥视到了文明的弊端，使一个有良知的欧洲人对于久远历史上生活过的“自然人”充满向往。“自然人”是卢梭提出的，按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理解，大体便是那种文明刚发育却未脱离自然的人的状况，那情景下的人，或许可称之为“文质彬彬的人”。但列老从“自然人”延伸出来的，好像又比卢梭的“爱弥儿”还深刻些——他对于这个状态下的人给自己的未来埋下的“恶的种子”给了更多揭示。“文质彬彬”的“自然人”，固然是一个美好的状态（这个状态产生于考古学家说的新石器时代），但这个状态已包含着文明，也就是人借以摆脱自然的控制的手段，文明本来是为了约束人而产生的，但它也蕴含有解放人的力量，这一力量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极度膨胀，致使我们无以回归于“文质彬彬”。
   列老之所以反对存在主义哲学，显然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潜在着对于自然与人自身的破坏力。有这个思想的列老，对于任何意义上的“自我的技术”（福柯语）都必然是谨慎的。
   有不少伪经验主义者批判列老，指责他没有好好做过实地考察，也有不少自诩为后结构主义者的人批判列老，指责他固守结构，未曾看到文化的“逝者如斯”。列老写过大量著作，如《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神话学》、《野性的思维》等等，这些著作论题艰涩，内容繁杂，其“中心思想”，恰好并非一般理解的“结构”。从亲属制度研究表明，如同男女自然的相互依存一样，一个人类团体的认同，不能脱离另外一个人类团体的存在，从神话学研究表明，人的传奇不存在最“正宗”的版本，而只存在相互之间的借用，这些才是列老想证明的。
   列老的著作将我们引向似乎不可理喻的数千种民族志案例与神话传说版本的“混沌状态”中，若是可以对他的极为精湛和高雅的人类学交响曲加以庸俗化，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其“混沌”与“交响”，都旨在表明一个道理：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无法生活于真空中，而只能存在于“我”和“他/它”共同构成的关系中。列老的“仁论”与他的“自然人”观念息息相关，全然不同于社会学年鉴派的“结构论”，在他那里，“他/它者”不能被翻译为“他人”，因为，这不仅包括他人，而且还包括大自然。
   一生“志在富民”的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而正是这一思考，于半个世纪前已是列老人类学之旅的起点。列老说，“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在他之前，社会学大师们用他们的毕生，设法了解人类制度、道德与习俗，而列老则有志于表明，这些东西，“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
   “人类自己似乎成为整个世界事物秩序瓦解过程最强有力的催化剂”，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危机，其中大多数，都与列老揭示的这一“人类状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