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我曾经在老宅里贴过的文章，其实也是我制作某期《历史学人》时写的。今天偶然登陆QQ校友，突然发现文章被和谐了-_-||||||||||

虽然我知道作为与学术相关的文章，这篇写得比较幼稚，也显得堆砌，但毕竟也算是我学史之后的一些感触。尽管我知道这些文章的缺点并非他们和谐我文章的理由……

算了，在这里再贴一次，让大家再次指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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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前的5月4日，一名《晨报》记者正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团体，个个手持白旗派传单，群众环集如堵。记者随即停下车来观望。第二日，他发表了《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一文，开篇即是“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
　　这日的天气，鲁迅日记的记载是“昙”（多云），这在春夏之交，是适宜室外活动的好天气。而“五四”当天被捕学生之一的杨振生日后撰文：“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文人志士撰文多惯以天气起兴，至蔡晓舟、杨景工1919年7月编《五四》一书时，已是“此一心一德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一日之天气，各有说辞。“星期天”这一细节为学生在东交民巷受阻埋下伏笔。按照欧美国家的惯例，大使馆周日是不办公的。在群情激愤间，忽有人一声“直奔曹宅”，便创下了“火烧赵家楼”的创举。
　　此后一月间，这酝酿于新文化运动、引爆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学生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潮，也引发了90年间各种文人政客对它的不同解读，其中就有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胡适、毛泽东……不管是思想政治立场多么迥异的文人政客，都在小心翼翼地塑造其形象，几乎未全盘否认过它，因为这关系到得民心与承正统的大学问。 


   孙中山——文化还是政治？
        孙中山曾亲手给五四运动戴上了两顶桂冠，一是爱国运动，再一个就是新文化运动了。1920年1月，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他在1919年10月重建国民党，不能不说是受其的影响。
　　虽然孙中山为五四运动套上了“爱国”的帽子，但无可否认的是，他支持思想革新，却对新文化运动并不完全理解，这从他混淆五四事件与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中可见一斑。一方面，他发言表示学生运动“爱国”，另一方面却又从“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出发，不完全同意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内容。五四运动对他的启示，仅在于如何加强宣传活动。有意无意地强调民族情感，这与当时处于紧张的中日关系下有关。他这一态度曾一度影响蒋介石早期对待五四运动的看法。
  虽五四事件本身是一起政治事件，而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新文化运动也异五四事件，但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各种西学东渐的思潮，却为五四事件培养了各种参与活动的学生团体，最后还被涵盖进广义的“五四运动”中。


   蒋介石——民主与科学挽救不了我们的国家
　　继孙中山后，掌权的蒋介石曾因孙中山对五四事件的态度而一度支持五四运动。他特别强调反军阀割据与反侵略。但蒋介石自幼接受的中国正统教育与新思潮之间的不同，导致了他与五四运动相牵手的缘分仅止于民族爱国主义与反侵略而已。
　　1927年，作为少数的极端保守主义者，蒋介石开始了对五四运动的全盘否认。虽有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支持五四运动，但掌权者蒋介石的态度对整个国民党甚至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30年代起，以他为首的保守派还要求一般老百姓读经尊孔。而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一代青年则对此反感，他们要求打破偶像，还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
　　“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地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1941年7月演讲）由是我们看出，不管是主张温和改革以致民主社会的自由主义也好，还是强调革命性的激进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皆是这民族主义政府的反对对象。当然，单纯地认为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那么他对日本的态度则是相当微妙了，但这是另一个话题。
　　50年代后，蒋介石依旧在台湾重弹“读经”和批判五四运动的老调。他提出要整理经典，学生要对文学、法学、历史、地理、哲学等学科加以研究，而“孔经”则是一切升学考试的科目，并在所有学校中讲授。他以传统主义者的身份说：“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诞生地，也正是这所学校提出了上述两个原则（即科学与民主），但是30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原则无法挽救我们的国家。”（蒋介石《整理文化遗产与改进民族习性》，1952年发表于《中国周报》，台北）

   胡适——学潮与利用学潮间的警觉
　　对于学生运动干预政治，政治反过来又操纵利用学生的循环，胡适一直有所警觉。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在五四事件一周年之际，与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一文，肯定了学生运动的“五大成绩”：“引起学生自动的精神”；“引起学生对社会国家的兴趣”；“引起学生的作文演说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引起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在文中还引用了古今中外的一系列学生运动事件，如汉末宋代太学生、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等，来说明五四事件的产生并非偶然，为学生运动辩护。
　　但在同一文中，他除了说明学生运动的好处外，还指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认为学生在此过程中损失了潜心求知、理性行动的品质，反而养成了一系列“恶习惯”。他一方面肯定学生主持社会正义的热情，另一方面又限制着学生运动的规模，他不希望滥用学生运动这种“很不经济的事”。
　　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又写下《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明确表现了他这一观点：“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行，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这是普遍认为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国民党共产党分别分道扬镳的时期。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认为1927年后的国民党政府对异己力量表现出极不容忍的态度。为此他创办刊物倡人权、民主，还重新解释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对政府提出的“读经尊孔”，1929年10月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应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以及社会主义思潮流入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否定个人主义的潮流。胡适在1935年发表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除了再次回顾“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历史意义外，又就自由主义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作了说明。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他点明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他重申：“我们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就感觉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同是该文，他提出了两个名词：苏联党纪律、极端民族主义。前者指中国共产党，后者则是国民政府了。胡适认为这两股力量皆怀有“不容忍”的排他性，这显然与自由主义追求个人与思想的解放不同。
　　五十年代后，大陆由继承激进主义话语系统的共产党控制，国民党退居台湾。此时的大陆正自上而下掀起全国批胡适的运动；先居美国再走台湾的胡适尽管最后官至台湾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因国民党的重提批判五四，再提自由主义便遭逢了“禁忌”的尴尬。
        在晚年口述中，胡适将五四事件与新文化运动再度区分开来。他一再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故意避而不用带有革命性的“启蒙运动”，又将五四事件说成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境已至此，其言诚哀。自由主义早已不是阐述五四运动的主题，这一话语系统纵向看来，尽管里头包含着值得人们深思的思想内核，后世亦评价其为“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在许多方面看来是最少教条主义的”，但却从来没有形成一套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样的理论系统，亦没有政党掌权者作其后盾，自由主义话语的淡出来得如此有预兆而平和。

   陈独秀——直接行动
　　五四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即盛赞五四的爱国意味，即“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李大钊更甚，在五四事件发生仅两周后，便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不仅觉得这青年的爱国心热情是拥护本民族的“狭隘的爱国心”，还将其升华到“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
　　如果说自由主义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乃至话语权逐步淡出，那么与之随行的则是激进主义的话语权在逐渐增加。
　　与胡适要求温和变革的Evolution不同，陈独秀要求的是疾风骤雨式的Revolution。陈独秀曾经声称他们的某些主张“不容匡正”，在五四事件发生后，便是激进派这种不容匡正的姿态，将学生运动深化成工人运动。1920年，陈独秀发文：“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于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意见。”在大多是人文学者的新文化领导人中，许多人既对现代政治理论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亦缺乏驾驭实际政治斗争的经验。在此，陈独秀把立宪、政党、议员、法律一概否定。
　　依然与胡适提倡学生有限参与政治活动不同，激进主义一开始的目标便是政治权力。在今天大陆，历史教科书上常将五四运动定义为一起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文化与政治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是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重大转折点。这套话语便是沿袭了激进主义的话语传统。
        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在五四事件发生不久后便已看到了其中的政治意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们认为党的反侵略行动即是“五四精神”的发扬。然而随着1927年陈独秀被认为“背叛了共产党”，他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立刻在共产党文献中被除去。按接任的瞿秋白的看法，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军甚至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毛泽东——不容匡正的半个世纪
　　学界普遍认为，激进主义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从陈独秀开始，中经瞿秋白、新启蒙运动，到毛泽东臻于成熟。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对激进主义话语系统，乃至历史的走向均有重大影响。与陈独秀看出五四事件中的政治意味不同，因借五四运动而开始政治生涯的毛泽东还特别将其看作是一场文化革命。即在他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到的“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他宣称：“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本人在 1919年还是个无政府主义支持者，在那年年底还声称过自己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的热烈支持者”。这显然让“在列宁号召之下”的这一说法自相矛盾。他本人也意识到这并不精确，于是在同一著作中，他对五四运动的领导层作了详细的阶级划分与定义：“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这一阐释自那之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对这个运动不容匡正的官方解释。
　　1949年以后，胡适被共产党斥为五四运动的“叛徒”，阐释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话语至此成为大陆研究五四运动的主流话语。半个世纪来，接受这一话语洗礼的绝大多数大陆学者在研究思路上也一直与这一话语系统衔接，这也是众多学者在研究当中遭遇瓶颈的重要原因：对五四运动的阐释远不止“官方解释”。
　　建国后，一度极左思潮的泛滥，令“五四”被曲解为“文化大革命”之先河的“文化革命”。1974年《人民日报》纪念“五四”五十五周年的社论中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的继续。”

 

　　1949年，“五四”亲历者录俞平伯于“五四”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回顾与前瞻》一文，他说：“在这古城的大学里，虽亦年年纪念‘五四’，但很像官样文章，有些朋友逐渐冷却了当时的热情，老实说，我也不免如此。”而更早前的亲历者孙伏园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
　　近30年来，学术界要求重估“五四”的呼声不断。
　　1979年中国大陆纪念“五四”60周年时，大量论著发出要“重提‘五四’科学和民主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的声音。这声音既表达了现代化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又否定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贬低。假如说新文化运动是近一个世纪前，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知识、思想的“恶补”，那么进入80年代后重提“科学”和“民主”，则是现代知识分子多元看待五四运动，不将其简单化、意识形态化处理的呼吁。
        各种文人政客在90年间的解读“五四”，可以说是中国90年近代史的缩影。由于时间仓促，记者们未及搜集、分析更多的资料，说是90年间的解读，却是将重点放到了前50年，可谓头重脚轻。同时又囿于篇幅和记者的学识，将一个足以写成厚厚一本学术著述的题目整理作5000字上下的通讯文，着实在许多地方说得不甚明晰，甚至可能错漏百出。但亦希望因此而抛砖引玉。
        特别鸣谢黄珍德、谢放二位本院教师为记者撰文提供思路与部分资料。
        是为后记。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少兵：《爱国、启蒙和文艺复兴——五四运动的定性及其历史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陈卫平：《八十年的“五四”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朱志敏：《八十余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总第18期）；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载于郝斌、欧阳哲生主编的《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2001。